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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19-01-11 来源: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

  司马迁经常在文末用“太史公曰”的方式来发表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看法,抒写他复杂深邃的历史情怀,教学《史记》,我以为他最为复杂的内心,表露在《屈原列传》的最后,而这一节文字又相当让人费解。其文曰:
  余读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招魂》《哀郢》悲其志。适长沙,观屈原所自沉渊,未尝不垂涕,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,又怪屈原以彼其材,游诸侯,何国不容,而自令若是。读《鹏鸟赋》,同生死,轻去就,又爽然自失矣。
  屈原矢志不渝的报国理想,光彩照人的人格高标,千百年来,一直为人们所称颂,读其文,想其人,思其遇,我们不能不为他痛心叹息,但是,报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,人格也不是生命的唯一价值。就报国来说,君主时代,它要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和代表国家的君主身上。面对楚怀王这样一个昏聩无能,心胸狭窄,利欲熏心的君王,我们到底是执着的爱他,忠他。最后吊死在这一棵树上,还是实行“贤臣择明主而事”的变通法则,去寻找生命的另外出路?司马迁困惑了。孔子圣人,为“行其道”而“历试于天下”,屈原怀抱经纬,为什么不能另寻出路,施展大才?这个追问。使司马迁想起了贾谊,想起了他的《吊屈原赋》,贾谊说:
  “盘桓在这样混乱的世上遭受祸难啊,也是您(按:指屈原)的原因。无论到哪里都能辅佐君主啊,又何必留恋这国都?凤凰在千仞的高空翱翔啊,看到人君道德闪耀出的光辉才降落下来;看到德行卑鄙的人显出的危险征兆啊,就远远的高飞离开。那窄窄的小水沟啊,怎么能够容下吞舟的巨鱼?横行江湖的鳝、鲸啊,(离开水之后)也将受制于蝼蚁。”
  针对屈原的遭遇,贾谊一方面认为圣人的神德可贵,屈原应“远浊世而自藏”,离开这个浑浊的社会而自己隐居起来,另一方面又认为屈原无论到哪里都能辅佐君主,而不必留恋楚国的都城:“历九州而相其君兮,何必怀此都也?”可是离开了楚国的都城,遭流放在外,又如何去“相其君”呢?这好比贾谊,自己被远贬长沙,又如何实现自己的抱负?司马迁懂得贾谊的意思,于是他就史论史,给屈原开了药方:你屈原有那么大的才干,为什么不学圣人去“历试天下”?然而,春秋时代周王室的一统天下(实亡却是名存),又怎么和战国时代的群雄逐鹿相提并论呢?圣人周游列国,目标是实行王遭,屈原“游诸侯”,虽说是“何国不容”,但作为祖国的楚国就只能被吞并灭亡。这一点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。面对这样的处境怎样自处?屈原其实并没有别的出路!去,不仅“兴国反覆”的愿望无法实现,而祖国也将面临覆亡的危险;就,楚王为群小所包围而又至死不悟(“终不悟”)而自己终归不存在有希望的一天,这是时呢,命呢,还是运呢?
  司马迁再度困惑了。贾谊离不开君临天下的汉文而别寻出路,只能“忧伤病沮”(苏轼语),郁郁而死;自己横遭牵陵之祸而幸有修史之任可以立言,假使自己身处屈原之世而换居贾谊之位,又该是怎样一种命运呢?“自古圣贤皆寂寞”,历史带给圣贤们的共同命运和普遍意义上的伤痛,使得司马迁放不下屈原,于是他向着人生更深远处思考了,他同样想起了贾谊,想起了贾谊鹏乌入舍因贬长沙(“谊即以谪居长沙”)的“自广”(自我宽慰)之辞:
  “且夫天地为炉兮,造化为工;阴阳为炭兮,万物为铜。合散消息兮,安有常则?千变万化兮,未始有极,忽然为人兮,何足控抟;化为异物兮,又何足患厂
  万物,包括古来的贤哲,都免不了要受变化莫测的自然和社会法则的支配,生当然由不得自己,死又怎么能自己做主?生死尚且由不得人,遇合得失谁又能理清楚它的头绪?!可是厄运为什么总是偏爱“正道直行”的君子?而奸佞邪恶的小人为什么又总是能够得势受宠呢?这是真正叫人困惑的根源。
  读《鹏鸟赋》,对贾谊“同生死,轻去就”的人生态度,司马迁为何会“爽然自失”?其实,这里的“自失”,不仅有司马迁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赞美,有对不平世道的控诉,在更深刻的意义上,更包含着对伟大人格和道德价值的终极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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